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潘越正处于对创作的 “求证” 阶段 ；潘越的年轻使得他在画面上施展了极大的野心，这个野心甚至包括某种道德野心。为此，他努力在诸多经典文本中搜寻创作灵感，保持高强度的专注和敏感，随时准备出击。

  在华袍系列作品中，最令我感兴趣是潘越（在他这个年纪）是如何在形式感中安排他对“丑”的理解？或者说他所理解到的 “丑” 又是如何确立他的画面形式感的？他如何平衡这里的“丑”和“形式感”？“丑” 在前“形式”在后，还是相反？这里的“丑”和与之对应的“形式”的合法性究竟来自于哪里？我想，如果“华袍”这个系列的作品能够在某种程度被认为是成立的，取决于潘越如何来思考这些问题？
  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。作为艺术家的道德经验，如何才是真实的呢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我这里所说的作为艺术家的道德经验，并不是一种区别于普罗大众的特别的“怪东西”，而是一种明确的道德自觉和清晰的伦理身份，他们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源头，你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更清澈坚定的形式感（这个形式感和你的某种道德嗅觉是区别不开来的）。那么，这个源头从哪里来呢 ？来自卡拉瓦乔 ？ 来自《 卡拉马佐夫兄弟 》？来自《 死水》？来自《白夜行》？芥川龙之介？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的道德经验总是让人可疑的。好在潘越是如此的聪明、好学，我想这个问题并不会困扰他多长时间。

  记得几年前我写过一首叫《事实与想象》的诗歌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：我已经远离这个事实很多年头，我和那些基本的事物脱离关系。我活在一种想象之中，或者是一种假装的想象之中。直到即将沉没的太阳将我拉回事实本身。